赤壁之战前，江东的文臣武将多数都劝孙权投降曹操，只有鲁肃劝孙权迎战。鲁肃的理由是，一般臣子投降，大小还可以有个一官半职，一个君主投降，敌方君主会怎样安置你？孙权就此认为，那些劝他投降的，都是只顾自己老婆孩子之人，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考虑，并不是为了君主打算。就江东当时的情况来说，劝孙权投降的大臣是不是都为自己打算还可以另议，但三国时期劝主子投降却自己获利的谋士的确还有几个。且看他们都是谁？

贾诩建安四年（公元199），袁绍在兼并公孙瓒后，拥有冀州等北方四州，军队十多万，准备进攻许都。曹操分兵驻守官渡，两军大战即将上演。这时候，袁绍派人招降张绣，并且还给贾诩写了一封信，要与贾诩结为外援。张绣想答应袁绍的要求，这时贾诩在座，公开对袁绍的使臣说：“请回去代谢袁绍，他们兄弟都无法相容，还能容纳天下豪杰吗？”张绣顿时又惊又怕，说：“您如何要把话说成这样呢！”私下里又对贾诩说：“事情弄成这个样子，我们应当归往何处呢？”贾诩说：“不如跟从曹公。”张绣说：“袁绍强大而曹操弱小，我们曾经又和他有仇，跟随曹操又会怎么样？”贾诩为张绣分析说，曹操弱，所以他会把我们看得很重，而袁绍强，必定不会看重我们。至于过往的仇怨，凡是有霸王志向的人，一定会抛却私怨来向天下表明他的恩德。同时告诫张绣不要迟疑。张绣听从了贾诩的话，投降了曹操。曹操果然十分欢喜，为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

张绣投降，对曹操的作用最大，这不但解除了官渡之战的后顾之忧，同时还增加了对付北方袁绍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贾诩更是得到了曹操的高度赞扬，说：“使我信义在天下得到显重的，就是您哪！”于是上表举荐贾诩为执金吾，封他为都亭侯，任命为冀州牧。因为这时候冀州还没有平定，就暂时留下来作司空参赞军事。而同时期曹操的心腹谋士荀彧、荀攸等人，是在建安八年（公元203）才被封为亭侯。贾诩最后官至太尉。

阎圃张鲁在巴郡和汉中郡称雄割据了将近三十年，开始由于朝廷无力征服，于是便拉拢性质地任命张鲁为镇民中郎将、汉宁太守。张鲁虽然象征性地向朝廷进贡，但实际上自成一体，也是一方诸侯。百姓中有从地里得到玉印的，张鲁的部下就想尊奉张鲁做汉宁王。巴西郡人阎圃是张鲁的功曹，他规劝张鲁说：“汉中地区的百姓，超过十万户，物产丰富，土地肥沃，四周地形险要，您上可辅助天子，就是齐桓公、晋文公一样的人物，其次也比得上窦融，不会丧失财富和显贵。现在秉承皇帝旨意设置官员，势力足以专断一方，不必急于为王。希望您暂且不要称王，不要带头招灾惹祸。”张鲁听从了阎圃的劝告，取消了称王的打算。

建安二十年，曹操从散关出武都征讨张鲁，到了阳平关。张鲁要献出汉中投降，他弟弟张卫不肯，拒关坚守，被曹操打败。张鲁进入蜀地后，听说阳平关已经陷落，再想投降。阎圃又说：“现在被迫投降，功劳不大，一定会让人看轻。不如投奔杜濩与朴胡抗拒，然后归顺，这样功劳大，一定会被看重。”因此张鲁就继续向南进入巴中。张鲁仓皇而逃，并没有烧毁宝物仓库，而是封存再走，曹操因为张鲁有善意，就派人前去劝说，张鲁于是全家投降。在张鲁及五个儿子都被封侯的同时，阎圃也被封为列侯。到了黄初中，还被增加了封邑。

后人在评论阎圃被封侯时认为，他的功劳主要在于劝阻张鲁称王，认为这是给其他像张鲁一样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那就是及早归顺，避免战乱。如果一个人一旦称王，他自己野心已经膨胀，再想劝他投降很难，即便是投降，仅仅是魏王的曹操，将会给他一个什么爵位？所以，这兵戎解决问题的几率大大增加，战乱就很难避免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个太守级别的张鲁手下的功曹能被封侯，也实实在在是“超标配”了。

谯周景耀六年冬天，魏国大将军邓艾攻下江由以后，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向前推进。而蜀国本来认为敌军不会马上来到，就没进行城池守备的安排，等到听说邓艾已经进入阳平，百姓动乱不安，全都逃散到山野，无法禁止。刘禅让群臣集会商议，当然，没有谁会去想怎样据城一战，只是要逃往吴国还是逃往南中的选择问题。谯周认为，逃亡吴国，同样是寄人篱下，改变不了向人称臣的状况。况且按照眼下的形式，吴国终将被魏国所灭，到那时还要再一次向魏国称臣，如其两次蒙羞，哪里比得上一次蒙受耻辱呢？另外他认为，逃往南方也不现实，因为缺少尽早谋划，如今大敌逼近前去，谁会知道南人会怎样想？大臣中有人疑问，邓艾大军已经距离成都不远，魏国会接受我们投降吗？谯周认为，如今东吴还没有归顺魏国，情势让魏国不能不接受我们投降。会上没有人能够驳倒谯周，但刘禅仍然犹豫，倾向于逃向南方。谯周上疏继续劝告，说南人的归顺只是由于诸葛亮南征军势所迫，此后是我们保护他们而不是他们保护我们；如果我们前去，魏军势必继续追赶，等那时南人受到外部的压迫，或者是因为钱财的供应困难而导致他们反叛，形势将更加危险。刘禅采用了谯周的计策，向邓艾投降。

当时的魏国，皇帝已经是个傀儡，当权执政的是司马昭，当刘禅举家前往魏都洛阳时，被封为安乐县公。

司马昭认为，谯周“有保全蜀国的功劳”，就把他封为阳城亭侯。司马昭下达文书征召谯周到朝廷中来，谯周出发途中，因病不能前行留在了汉中。

司马炎继位后，接连把诏书下达到谯周所在的地方官府，让他们敦促谯周出发，谯周带病前往洛阳，泰始三年时到达。谯周因病卧床不起，朝廷就到他家任命他为骑都尉，谯周说自己没有功劳却受到封赏，请求交还爵位和封赏的土地，朝廷都没答应。

这样一说，谯周劝主子投降获利了吗？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否则，一个亡国之臣为什么会得到高官厚爵？不要拿“求还爵土”来说事，他是“求还”了，但朝廷“不许”，这土地还是他的，即便是他没要，他死后也是他儿子的。说起来，这不过是“自我保护”的另一种形式，要不然，这种卖国之人怎不被舆论淹死？假如他急匆匆地前去邀功请赏，魏晋的官员士大夫有几个能不对他嗤之以鼻！如果因为同等官位不得不同席宴饮，恐怕他也逃不脱像刘禅一样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再如果有那么一两个义愤烈士，也很难说谯周就一定能够善终。所以说，谯周尚有的这点点自知之明让他多少实现了一点自我救赎，因此，和他有私谊的《三国志》作者陈寿也没有把他写的太坏。尽管如此，陈寿给他找的那些理由，什么“刘氏无虞”、“一帮蒙赖”，还是遭到了古人的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