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

这一部小说的问世恰逢其时。一批拥有“离休”称号的人多半进入耄耋之年，文学对于这一代人的精神追溯已经迫在眉睫。所谓的“离休”远非某种待遇，这个称号更多地证明了这一代人与共和国历史的特殊关系。他们曾经为共和国添砖加瓦。现在，这些故事还将如何续写？

刘醒龙显然是写出这些故事的恰当人选。这不仅由于他“茅盾文学奖”得主的身份，同时由于他的年龄。刘醒龙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于这些故事说来，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并非单纯的记录者，而且是见证者、亲历者乃至近距离的评判者。这些故事的相当一部分同时烙印在他们的生命之中，成为无形的精神脐带。《黄冈秘卷》不仅是历史的重现，也包含了历史的反思。《黄冈秘卷》选择了家族叙事。这是恰如其分的视角。“离休”的“休”字意味着退回家庭，颐养天年。叱咤风云已然成为过往的陈迹，现在是逍遥于江湖，含饴弄孙的时候了。然而，这一部小说表明，江湖从未丧失与庙堂的联系。无论是官场的风波还是市井喧哗，所有的声音都将透过薄薄的门板回响在家庭之中。显然，刘醒龙的意图不是展示这一代人功成名就的从容意态；相反，家族叙事开启了某些特殊的叙述方位，政府大楼会议室里不可能出现的各种人情世故浮现了出来。可以从战场、监狱或者工地察觉这一代人的豪迈、刚硬、无私或者忠诚，但是，进入逼仄而破旧的寓所，人们还可以看到荣耀后面隐藏的种种暗伤。这时，小说主人公“我们的父亲”不仅是一个时刻念叨“组织”的基层干部，他同时是子女心目中一个令人生畏的父亲，妻子心目中一个固执的丈夫，外孙女心目中一个可爱的“老东西”。铁面无私的风格背后，人们还可以看到相濡以沫的老夫妻如何赌气、吃醋，以及恶语相向的争吵背后如何隐藏一副柔肠。另一方面，家族叙事同时为叙述者——家庭之中唯一的儿子——提供了另一种空间。由于儿子对于父亲的描述以及感慨与嗟叹，各种外人无法察觉的隐性肌理得到了表述。与此同时，另一些尖锐的正面叙述可能火星四溅的情节由于转入主观视角而显得轻柔起来。这使小说保持了某种“温柔敦厚”的风味。《黄冈秘卷》远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乃至更为久远的历史。烽火连天，饥寒交迫，日本人入侵；地下组织，接头暗号，革命者的启蒙，特务设计的轿车爆炸……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故事的主体是阶级、民族和国家；“家族”只能视为阶级或者民族的一个附属单元，甚至是一种累赘。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的启蒙气氛之中，“家族”往往扮演了某种令人窒息的桎梏。对于那些向往自由的青年说来，冲出家族的深宅大院是投身广阔天地的第一声呐喊。阶级的角逐与民族搏斗空前激烈的时候，家族犹如干扰视线的一扇屏风。如果家族利益与阶级乃至民族利益出现分歧，大义灭亲是不言而喻的选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文学终于准许家族介入革命与战争，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陈忠实的《白鹿原》，还有格非的若干小说。如果说，阶级与民族是一种文化构成，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宗教、民情风俗分别是这种文化构成的主要内容，那么，家族内部隐藏了多种因素的交织。一个家族内部的血脉、基因不同程度地转化为某个姓氏的心志、人格倾向以及家族小传统，甚至某种程度地造就故乡文化。这一切无不从各个方面塑造家族成员的性格。众多家族成员各有千秋，但又存在维特根斯坦所形容的“家族相似”。《黄冈秘卷》展现了刘家大垸的几代人。某些外部世界的边缘人物可能在家族叙事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刘家大垸的“苦婆”。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小脚寡妇“苦婆”出门乞讨。然而，她每次都须将别人施舍的食物放到炉灶上重新炒煮，目的是截断这些食物的卑贱来源——不让孩子觉得这些食物来自乞讨，而是家里的本来之物。可以发现，苦婆的逆境励志多年之后隐秘地回响在父亲的刚毅性格之中。

重修家族史《刘氏家志》是刘氏子弟的一个心愿。父亲的生平是重修《刘氏家志》的重大诱因。刘家大垸一代又一代香火延续，但是，没有人曾经获得一官半职——除了父亲。然而，尽管父亲的“离休”表明了资格与贡献，他始终无缘问鼎副县长一职。这是隐藏于家族史内部的一个巨大隐痛。诸多年轻的官员由于各种意外的原因后来居上，以至于父亲与他的老战友王朤屡屡错失晋升的机遇，直至双双离岗。令人扼腕的是，现行的人事安排从未给县里的工作带来真正的起色。一座制约县城发展的危桥多年筹措不到重建的资金，某些机构的经济状况甚至窘迫到开始拖欠离退休干部的工资——母亲与父亲先后进入拖欠之列。不无讽刺的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依赖刘家大垸出身的一个民营企业家——父亲的一个堂弟，高考资料《黄冈秘卷》的发行是他致富的秘密。尽管父亲始终不齿堂弟的为人，但是，各种眼花缭乱的官场与资本携手运作之后，他的资金暂时平息了各个方面的矛盾。如果说，官职是刘家大垸一个公认的价值标准，那么，这一位堂弟已经成为另类。在他的眼里，金钱足够抗衡官场——他的苦恼是没有子嗣，尽管先后娶过六任太太。金钱无法代替子嗣在家族史之中占有显赫一席。

然而，对于父亲说来，《刘氏家志》无足轻重——他心目中的经典是《组织史》。县党史办编纂的《组织史》拨给父亲不足一百字的篇幅，这构成父亲一辈子骄傲的理由。《刘氏家志》与《组织史》显然属于两个话语体系，父亲心目中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忠孝不可两全——家族或者家庭与组织产生冲突的时候，父亲总是毫不犹豫地舍弃前者。无论是职务的晋升还是住房的拆迁，父亲从未考虑组织是否给予足够的报偿，“多情反被无情恼”的局面仅仅存在于他人的想象之中。父亲与战友王朤决非胆小怕事之徒，他们甚至敢于在大街上拦截县长的座驾。但是，他的内心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信念：损害组织的行为不可饶恕。信念使父亲的一生堂堂正正，没有杂质。

当然，《刘氏家志》与《组织史》并未形成对立的竞争关系。《刘氏家志》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意味了光宗耀祖，同时意味了家族对于组织的奉献——家族的养育之恩功不可没。这个意义上，《黄冈秘卷》的结局——家族的“大团圆”——令人快慰。那个固执的、甚至坏脾气的父亲赢得了整个家族的爱戴，这就足够了。官场上得到什么头衔并不重要，家族的爱戴代表的是世道人心。

刘醒龙在“后记”之中表示，这一部小说“不需要有太多的想法，处处随着直觉的性子就行。”或许，小说的情节存在种种熟悉的原型，人们可以从刘醒龙的叙述之中感受到行云流水，举重若轻。我愿意郑重指出《黄冈秘卷》对于黄冈方言的巧妙运用，例如“伯”或者“老十哥”“老十一”“老十八”的称呼，当然还有出神入化的“嘿乎”“不嘿乎”以及“嘿罗乎”。尽管无法从小说之中读到这几个词的标准解释，但是，这些方言的每一次出现都会为叙述带来某种难言的神采与气势。如果模仿这种方言造句，人们似乎可以说：《黄冈秘卷》这部小说可是够“嘿乎”的！